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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恆難以做醫生（一）
岳美中著述 岳沛芬整理
(2018年10月16日) （杏林論壇第314期）
【作者簡介】岳美中（1900～1982），名岳鍾秀，號鋤雲，以字行。河北省灤縣人。早年攻讀文史，二十五歲時因肺病吐血，發憤自學中醫。曾行醫於冀東、魯西一帶。解放後曾任唐山市中醫公會主任、唐山市衛生局顧問，後調中醫研究院工作。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、中華醫學會副會長、中華全國中醫學會副會長、中醫研究院研究生班主任、中醫教授。從事中醫工作數十年，有較深的理論造詣和豐富的臨床經驗。對腎病、熱性病、老年病等有深入的研究和較好的療效，在國內外有較高的名望。主要著述有：《岳美中論醫集》、《岳美中醫案集》、《岳美中醫話集》、《岳美中治療老年病的經驗》以及《中國麻風病學彙編》等。
第一部分
我出生在河北省灤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裡。父親早年扛活，後來靠種幾畝薄田兼做挑擔叫賣支撐家計。我們兄妹五人，我是老大。八歲上，父母看我體弱多病，難務耕事，也為將來添個識文斷算的幫手，咬咬牙送我上學，東挪西借地巴結著供我讀了八年私塾。我看家裡作難，跑到灤縣城考進半費的師範講習所學了一年多。這種求學的情況，我在《六十初度》的詩中，有一首寫到過：
少小家貧病不休，學耕無力累親憂。因規夜課遲安夢，為備束脩早飯牛。酒食屢謀精饌供，序庠頻遣遠方遊。嚴親縱逝慈親在，六十孩兒也白頭。
我十七歲當小學教員，一面教書，一面隨鄉居的舉人李筱珊先生學習古詩文詞。其時，軍閥混戰，灤縣正當直奉軍爭奪的要衝。燒殺姦掠，民不聊生。我當時抱著空洞的救國心，慷慨激昂，寫了小說《災民淚》、鼓詞《鄭蘭英告狀》、《民瘼鼓兒詞》等許多詩文發表在《益世報》等報刊，想轉移風俗，喚醒痴迷。但少年意氣，吶喊無應，轉而想從古書文中找出路。一九二五年夏，聽說梁任公、王靜庵創辦清華國學研究院，又和裴學海等幾個同好一起重溫經學，兼研小學、史學，準備投考。暑期應試落榜。雖然受了一次打擊，卻更加發憤讀書，每日教書、寫稿、苦讀並進。不久，累得吐了血。某醫院診云：“肺病已深，非短期可冶。”考學無望，教職也被辭了，真覺得前路漆黑，大難將臨，幾無生趣，又不甘心那樣死去。難道醫學對肺病真的沒有辦法嗎?床第呻吟之中，萌發了學習中醫的念頭。買了《衷中參西錄》、《湯頭歌訣》、《藥性賦》和《傷寒論》等書，邊讀邊試著吃藥。一年多田野間的生活，休息為主，吃藥為輔，肺病竟慢慢地好起來了。覺得中醫確能治病，於是決心學醫，自救救人。
學醫，到哪裡學呢?窮鄉僻壤，無師可投；家口為累，又無力外出從師。只好托朋友找了一個村塾，學生不多，一邊教書，一邊學醫，一邊繼續寫詩文。這一是多年養成的習慣和愛好，二是想小補於經濟。學資供養家口，稿費就用來買醫書。三年之中拖著病弱的身體，日教夜學，讀了宋元以後許多醫學家的名著多種。缺少師友商問，就反复鑽研揣磨；為了體察藥性，就攢錢買藥回來品嚐體驗。能嚐的藥，大都嘗試過。有一次嘗服石膏過量，洩下不止，渾身癱軟，鬧得幾天起不來床。學東知道我在讀醫書，有時家里人生病也找我看。我慎重地認證用藥，往往有些效果。一九二八年春天學東一個親戚的女人患血崩，找我去治。初不敢應，後經學東面懇往治。幾劑藥後，竟見平復。春節時，全家人坐車前來致謝，引起轟動。就在這同時，鄰村一個叫徐福軒的小術匠，突然發“瘋”，煩躁狂鬧，忽地登高跳房，忽地用手抓炕，新舖的炕席一抓就是一片。發病月餘，家里人捆管不住，經醫不癒，村人薦我。我細察其脈象症候，系陽狂並有瘀血。予調胃承氣湯，僅一劑竟拉赤屎而癒。陽狂一病，並非難證。但在當時，村人卻傳為神奇。找我看病的人就越來越多了。
一九二八年秋天，好友吳紹先古道熱腸，和幾個朋友湊了點錢，在司各莊幫我開了個小藥舖，力勸我行起醫來。說是個藥舖，起初就是一間小房，裡邊一張床，兩個藥箱，幾堆書。睡覺、吃飯、看病、賣藥，都在裡邊。後來起名叫“鋤雲醫社”。因為原來教的一些學生的家長不願易人，懇我繼續執教。一則於情難卻，二則光靠行醫難糊家人之口，就和兩個友人一起在醫社後邊的一間房子里辦了個“尚志學社”。白天，看病賣藥之外，在這裡講四書五經；晚上，攻讀醫書，思索日間的病案。我行醫之初，靠書本上的一些知識辨病投方，療效並不高。但幾年之中，卻對農村的經濟狀況、疾病種類、藥品需要等，獲得了不少的經驗。同時，從讀書的惑豁、臨證的效失、病家的愁樂之中，進一步體認到中醫學術對社會人群的作用，益發堅定了終生研討中醫學，獻身學術的決心。業醫之初，生活十分艱苦。出診看病，經常以病弱的身體，騎一輛破舊的自行車，奔波於夏日的濕暑、隆冬的海風。有人勸我還是讀書找事謀個前程，我當時曾作《道情歌》數首述說心境。其一是：
懶參禪，不學仙。覓奇方，燒妙丹，針砭到處癥瘕散。秋風橘井落甘露，春雨杏林別有天，山中採藥雲為伴。莫譏我巫醫小道，且羞他做吏當官。
一九三五年，朋友把我介紹到山東省菏澤縣醫院任中醫部主任。一邊看病，一邊教授幾個中醫學生。不久，災難就接連而來。先是丁丑夏，山左地震，烈風雷雨，屋傾牆崩，連續數月，輾轉逃避，僅存生命。不久就是日寇進攻山東。一九三八年春，我應診到博山，遇日寇攻城，被圍在城內五天五夜。城破後，落荒逃到濟南。身上一文不名，幾箱書籍無處去找，僅剩下隨身珍藏的《傷寒論》、《金匱要略》各一本和數冊醫稿及《習醫日記》。為防路上丟失，從郵局寄回家。郝雲杉先生送給了二十元路費，隻身由洛口過黃河，千折百難地逃回了家鄉。人倒是活著回來了，郵寄的書稿卻總未收到。行醫十載，流落千里。身上，僅一條禦寒的破被和一根逃難用的棍子；眼前，是一個淪落了的家鄉。茫茫冀魯，竟沒有一個醫生懸壺之地！
懸壺無地，只好重操舊業，又當了半年小學教員。暑期，教員集訓要受日本的奴化教育。我不願，跑到唐山躲避。經親友協助，在唐山行起醫來，一直到一九四八年解放。十年間，我樸素地抱著兩條宗旨：做一個無愧于祖宗的中國人；當一個對得起病人的醫生。這，又談何容易！一九四三年，當時做地下工作的一個學生為八路軍買藥，暴露被捕。經我保釋放走後，日本特務每日或隔日上門尋釁，一直監視了我三、四個月。在這樣的環境下，哪裡能夠從容臨證和專心治學呢?但是，既做醫生，又不容對病人不負責任，不甘於學業的荒廢。十年間，我以經方為主兼研各家，以求提高療效；搜讀各家中藥學說，摘選驗證，寫成了二十餘冊《實驗藥物學》筆記；研讀《甲乙》，訪求師友，對針灸學進行了一定的研究和應用。這十年，我正當壯年，刀匕壺囊，黃卷青燈，用功不為不苦。因為沒有一個安定的環境，又缺少明確的哲學思想作捕導，苦自苦矣，卻沒有做出多少可觀的成果來。
解放後，特別是一九五四年糾正了歧視中醫的錯誤傾向以後，中醫受到了黨和國家的重視。我調到中醫研究院工作後，才有條件結合讀書與臨證，對一些問題進行較系統地整理和研究。治療方面，除在國內執行醫療任務外，還曾九次到歐亞一些國家，參加蘇加諾、胡志明、崔庸健等人的治療和進行學術交流，這是過去不曾想到的。晚年，我考慮得多的有兩件事：一是把多年積累的經驗多整理出一些留給後人；二是再為中醫事業培養一些後繼人才。 “文化大革命”的一段時間，我被抄走書物，在醫院裡餵兔和清掃廁所，其他無從進行。一九六九年八月周恩來總理親自安排我去越南為胡志明主席治療。不久，我被恢復工作。我自知身體漸差，來日無多，要抓緊做些事情。一九七六年，我為培養高級中醫人才倡議多年的“全國中醫研究班”招收了第一期學員。我的學術經驗開始整理出版。在科學的春天裡，工作剛剛開頭，我卻在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次講課後，病發不起，一至於今……
（待續）
原載：《名老中醫之路》第一輯
校核/包克新
